2025年9月19日夜里，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La Tablada环岛，一辆白色雪佛兰Tracker停下。15岁的拉拉·古铁雷斯、20岁的布伦达·德尔卡斯蒂略和20岁的莫雷娜·韦尔迪上了车。她们被告知参加一个活动，每人能拿到300美元。五天后，三具遗体被埋在Chañar街702号的后院里。一段据称记录酷刑过程的直播，成为阿根廷全国性的伤口。
这起案件从“恶性凶杀”变成制度标本的原因，不仅在于暴力本身，还在于暴力的设计、观看和否认，以及随后跨越国境的引渡程序。阿根廷调查方表示，酷刑过程被实时传送到一个私密社交群组里，观看者大约40到45人，大部分是贩毒网络的中层头目。直播平台指向Instagram。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安全部长哈维尔·阿隆索认为这是一场毒品复仇，目的是在贩毒组织内部发出威慑信号。
直播不仅是失控的暴力溢出，更是治理工具。观众是同行、下属或竞争对手，传递的信息明确：动了组织的货，这就是结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26年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在直播中广播暴力的行为属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数字技术的系统性使用。
Meta公司否认直播发生在Instagram上，当地调查媒体《Clarín》也披露，案发初期直播是否确实发生尚未得到完全证实。一边是安全部长和调查人员确认直播事实，另一边是平台方否认，司法证据链悬而未决。当贩毒集团把暴力仪式搬进加密或封闭群组时，平台的内容审核系统几乎无法触及，执法机关的取证能力受限于平台的数据配合程度。直播是否发生，暴露了犯罪治理在私密数字空间里的取证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