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是一个普遍的生物学过程，涉及未修复分子损伤的逐渐积累，导致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以及患病风险增加。尽管衰老具有普遍性，但个体的生物学衰老速度差异很大，这与实际年龄不同，其原因在于遗传倾向以及环境和社会因素。
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尤其是基于DNA甲基化的表观遗传时钟的发展，使得量化和研究生物学衰老成为可能。早期的表观遗传时钟主要测量与实际年龄相关的DNA甲基化模式，不太适合健康研究。而更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时钟（例如GrimAge和DunedinPACE），则反映了衰老表型、健康风险和死亡结局。这些先进的表观遗传时钟所指示的生物学衰老加速，能够有力地预测关键健康结局。有了这些关键工具，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探究可能加速或减缓生物学衰老的因素，从而将分子机制与塑造衰老过程的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负面社交关系（社交圈中那些持续性地制造问题、带来压力、增加生活困难的人）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并对健康产生持久影响。这些负面社会关系，也被称之为“烦人精”，可能会通过模拟传统慢性压力源（例如经济压力或工作压力）的有害影响，从而加速生物学衰老，并导致炎症增加、免疫功能受损以及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升高。
近日，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题为“Negative social ties as emerging risk factors for accelerated aging, inflammation, and multimorbidity”的研究论文。这项研究首次通过生物标志物证实，身边拥有更多的“烦人精”与生物学衰老速度和累积负担加快有关——每多一个“烦人精”，衰老速度加快约1.5%，生物学年龄增加约9个月。此外，身边拥有更多“烦人精”还与表观遗传衰老之外的多种不良健康结局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