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展现了他对世界的理解，《我的人生观》则进一步展示了他在具体生活中的实践。这本书系统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科学、教育、文化以及战争、和平与道德等问题的思考。
1927年3月31日，牛顿逝世两百周年之际，爱因斯坦在柏林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次纪念演讲。这篇讲话最令人意外之处在于它揭示了爱因斯坦对“伟大”的理解。他将人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行动和意志影响历史的人，如政治家和军事家；第二类是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人，如发明家、工程师和科学家；第三类是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人，他们帮助人类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更高尚的伦理感和更广阔的视野。
爱因斯坦将牛顿归入第三类，认为牛顿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牛顿不仅创造了一套新的物理学理论，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自然理解方法。当时，量子力学革命正在席卷欧洲，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刚刚问世，玻尔的哥本哈根解释也开始形成，经典物理学建立的确定性世界图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深知牛顿体系的局限性，但他仍以一种近乎感恩的态度回顾牛顿的事业。他指出牛顿理论的不足，但强调此后科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牛顿思想与方法的延续。
爱因斯坦认为，真正伟大的思想不会因为后来被修正而失去价值。牛顿为自然界建立起严格而统一的因果描述，使人类得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即使后来者走得更远，他们仍然站在牛顿开辟的地基之上。这篇讲话也是爱因斯坦本人科学观的一份珍贵自白。
爱因斯坦高度赞扬了牛顿建立决定论自然图景的历史意义，认为牛顿第一次让人类相信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遵循普遍法则，处于严密的因果联系之中。这在当时尤其耐人寻味，因为量子力学革命正在改变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理解，而爱因斯坦后来与哥本哈根学派围绕决定论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也使这里关于因果秩序的赞美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文章还展示了爱因斯坦身上的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精神气质。他提到牛顿深沉的宗教情感，并认为正是这种情感赋予了他完成伟大事业的力量。爱因斯坦自己虽然不信奉人格神，却终生保持着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他认为科学研究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科学发现是对宇宙奥秘永无止境的追问。
这篇讲话不仅让我们看到爱因斯坦眼中的牛顿，也让我们看到爱因斯坦自己。在纪念一位伟大前驱时，他实际上也说明了自己如何理解科学传统、科学进步以及科学工作的精神意义。
